曾国藩的6大养生观第 2 页

　　曾国藩认为，养生应“惩忿窒欲，少食多勤”。“惩忿”，即所谓少恼怒也；“窒欲”，即知节啬也。他认为，体质强壮者就好像富人因戒奢侈而更加富有；体弱者如贫人，因节俭吝啬而能使自己逐步富裕起来。“节啬”并不是单指节制食、色二性，虽然他多次对家人强调“读书养我浩然之气”，但也认为读书也应有约束，不可太过。他在自己的家中悬挂着“养生以少恼怒为本”的堂匾，时刻提醒自己，并在寄给属下的信中说：“年来骨肉哀戚之事，层见迭出。以精力匮乏，亦遂强自排解，涣然若托于庄周刘伶之徒者。” 

　　为能做到少恼怒，他提出“以志帅气”、“以静制动”。他认为，大病在身之人可以支持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；一是以志帅气，二是以静制动。人疲惫不振，是气弱。意志坚强的人，能根据气的变化采取相应措施聚神静气。如果早晨贪睡，则应勉强起床使自己兴奋起来；若百无聊赖，就应端坐以凝神。这就是“以志帅气’，之说。一个人久病虚怯，就会产生怕死的念头，魂梦皆不安静。就必须将生前之名、身后之事、一切杂念铲除干净，自然有一种恬然意味。而平静之余，抗病能力就会增强，身体会逐渐好转，这就是“以静制动”之法。不管是“以志帅气”，还是“以静制动”，指的都是精神调养，让人们保持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，这种调养的理论，即使以现代人医疗保健的眼光来看，也是科学的，值得后人重视。

　　重视自然调养的用药观

　　他认为，“治身当以‘不药’二字为药”。他所说的“不药”，就是病了不要过于相信医学。曾国藩自小受祖父“不信医”训诫的影响，认为“药虽有利，害亦随之，不可轻服”，反对动辄用丹药治疗。晚年，由于他在政治上崇尚无为，所以养生观也祟尚无为。他在寄给儿子的信中说：“尔虽体弱多病，然只宜清静调养，不可妄施攻治。”可见他非常注重自然调养，这或许是也与那个时代医疗条件差，庸医较多，而使人们讳疾忌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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